“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980例 钻石公主号全员下船 日本新冠肺炎治疗提到

截止到当地时间3日上午10点半，日本确认国内感染者和中国游客等260人，钻石公主号客轮的乘客和乘务员706人，乘坐日本政府包机返回日本国内的14名新冠导致肺炎980人。 日本本土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有6人，“钻石公主”号感染死亡的有6人，死亡人数共计12人。

日本新冠治疗肺炎的方案:未满50岁的患者往往可以治愈吗？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传染病学会日前公布了一项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治疗方案，主张大多数未满50岁的患者可以治愈，不一定要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只需要对症治疗等持续注意即可。

资料总公司记者杜潇逸摄影

根据上述报告，新冠引起的肺炎没有特效药，但50岁以上的患者呼吸衰竭的可能性很高，因此在发生血液中含氧量不足的“低氧症”时将考虑采用抗病毒药物。 即使未满50岁，如果因吸氧或对症治疗而病情持续恶化，也要考虑用药。 药物以艾滋病治疗药“罗哌那韦”、“利托那韦”、抗流感病毒药“avigan”(法拉伐韦)为对象。

根据计划，将采用罗皮那韦和利托那韦两种药物，与治疗艾滋病的量相同，药物将持续10天左右。 根据过去对其他冠状病毒进行的实验结果类推，如果浓度不够，可能不会有效果，今后将进一步研究。

据共同社报道，avigan多于流感治疗的量，药物使用最多将持续14天。 请勿聘用孕妇或有可能怀孕的女性，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 该案要求在用药时充分证明其危险性，并得到书面同意，指出“有必要慎重研究其必要性”。

疫情防控日本政府不可避免的五堵“墙”

面对由新冠引起的肺炎蔓延，日本政府和民众迎来了“关键的一周”，到了必须从国家层面做出决断的时候了。 除了此前被指出“行动迟缓”的安倍政府在2月底也连发重拳，呼吁停止大规模集会活动和减少外出机会外，安倍首相还直接“请求”全国中小学从3月2日起“临时停课”。 看到“全国一局”的开始，日本的官僚体制必须面对从“行政壁垒”到“法律壁垒”、从“地方政府壁垒”到“在野党壁垒”，以及发挥监督作用的“舆论壁垒”。 日本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过去20年到30年，每次遭遇大灾害，日本的官僚体制都必须在紧急应对时面临考验，痛改前非。

北海道“倒迫”中央出重拳

首相的停课指示不得不由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执行，但是可以公开“吐槽”。 据《每日信息》报道，2月27日，萩生田光一文部科学大臣得知首相要求全国中小学临时停课后，立即前往首相官邸，平时就与首相官邸取得联系“熟”，公开质问说:“首相官邸真的了解现场情况吗？” 然后，花30分钟的时间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

提及文部科学省对“安倍越权”的投诉，原横滨市立大学校长加藤佑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首相作为“中央政府部长”，负责的战术计划和调整日程将列入具体安排，首相可以批准并提出建议。 这是日本“官僚体制”的优势。 安倍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在考虑所有政治责任的基础上做出了最终决定”，但是日本的官僚体制遇到了“行政壁垒”。 文部科学省与首相不同，下次的实行也很难统一步调。 现在，有“只听地方政府的话”的学校，有“自主评价”的学校，也有“不补偿就不停课”的学校。

在日本，地方政府被称为“自治体”。 这样的“地方自治体”明确地说“我的地盘由我管理”，地方的事情可以和中央政府协调，但是具体做什么由地方政府决定。 面对疫情蔓延，北海道政府首先做出了全道中小学临时停课的决定。 这相当于地方政府“强制”逼迫中央政府，安倍政府必须要求全国统一停课。 但是，据产经新闻报道，2月28日，在自民党总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有人直接问自民党总裁兼首相安倍“你认为地方政府会听你的安排吗？” 果然，根据《东京情报》，没有出现感染者的茨城县、群马县的官员说:“县内所有的中小学都不放假。”

据《读卖情报》报道，2月28日，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紧急事态宣言”，成为第一个发布“戒严令”的日本地方政府。 对此，加藤祐三说:“可以看作是日本官僚体制遭遇的‘地方政府的壁垒’。” 幸运的是，本届北海道政府成为日本疫情防控的“示范地区”意义重大。

1月1日，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各党的参议院干部在nhk的节目中展开讨论，在野党相关人士表示:“全国统一停课的要求依然存在疑问。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撤回统一的请求，由中央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援”，也有观点认为“如果地方政府和教育现场不理解这一请求，就无法再向孩子们传达”。 自民党相关人士强调“现在不是批评和谴责的阶段，而是应该提供支援，让政府发挥一种能力。” 在日本，当地学者经常听说在野党的功能之一是阻挠和监督日本的执政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构成了日本官僚体制应对危机时必须面对的“在野党壁垒”。

“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们”

日本政府应对“钻石公主号”号游轮的过程最为恶毒。 出现新冠肺炎病例的这艘游轮的旗国不是日本而是英国，由由美国人经营。 根据《船旗国管辖大致情况》，船主内部的事件是船主“本国的事件”，未经外国政府机关许可，不得介入。 所以，日本政府可以不允许这艘船的人员上岸，但不能上船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 环球时报的记者说，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官员在乘坐邮轮与求救的中国香港游客联系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最后与日方进行了多次谈判，将所需药物送到了船上。

安倍政权经过多次曲折，特别是考虑到“不能严重影响日本旅游业”“不能影响东京奥运会”“日本不能对世界失去人道主义”“不能降低国际社会的信用”，游轮的乘客和船员从横滨分割开来。 但是，因为对乘客和船员没有采取车辆运输、集体检查等措施，担心“有强制人身自由，侵犯人权的嫌疑”。 结果，从游轮上下来的日本人坐出租车或巴士回家，回家后检查结果呈阳性的人也有。 加藤佑三教授说:“这就是日本官僚体制遭遇的‘法律壁垒’。 讨论和处理这个问题需要时间，但这个时间的过程是付出损失，增加牺牲的过程。 《现代日刊》将从游轮上下来的新冠导致肺炎的病逝者称为日本的“失政的牺牲者”，国际舆论也批判日本政府“心太大”。

日本官僚体制面临的各种“壁垒”并不是到了今天才出现的。 相似的“法律壁垒”曾经给日本政府留下了教训。 1995年1月17日，坂神大地震发生后，根据日本的法规，地方消防等收集的灾害新闻必须经由国土厅发送到首相官邸，程序教条阻碍上层立即获取新闻，首相几乎和普通市民一样通过电视转播得知灾害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在谈及日本疫情时还提到，2009年福岛核电站事故是“人为灾害”，日本官僚主义的集体观念是“组织的好处将置于保护公共安全的主要职责之上”。

环球时报的记者在日本经历了坂神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年西日本大雨灾害，多次在第一线采访。 表面上，每当发生灾害时，日本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都设立了“对策总部”，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并从中进行协调。 但是，在紧张的“临战态势”的背后，日本的应急反应常常显得“力所不及”。 坂神大地震后，记者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列车前往大阪，准备前往神户时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徒步只走了几十公里。 一路上秩序井然，民众展开救助，放置在沿途的纸箱里放着可以免费领取的新内衣、书籍、食品等物资。 神户、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在总部大门口向市民发放日常生活用品。 面对市民希望加入自卫队的呼声，村山富市时任首相说:“无法动员自卫队。” 我记得当时在某个寺院里，记者看到了一排又一排的孤零零的白木棺。 寺院的住持说:“希望当地政府发出遗体发现的通知，但是那里的官员说:‘这不是我们的管辖’。

东日本大地震后，环球时报的记者采访了新潟县，多次在县政府大楼看到当地民众和工作人员吵架的情景，其原因大多在于工作人员说“这个问题我们部门没有负责”。 西日本雨灾发生后，记者采访时得知，围绕受灾者的明确化和灾后补助等问题，当地不同的政府机构也意见不同，曾有多名受灾者无家可归。 这些逃避责任的现象也引起了日本民众的不满。

大灾难过后，“感到疼痛”

日本的官僚体制必须和“舆论壁垒”进行游戏。 日本《产经信息》近日是社论的专栏文案，认为迄今为止政府应对缓慢，发布的新闻也不充分，而且目前的法律体制不完善，医疗检查体制也不健全，这些都需要制度上的改变。 《日本经济信息》也刊登了日本政府应该迅速建立收集世界最新疫情新闻的体制，建立能够横向主导政府相关部门的“司令塔”，建立了解疫情快速发展状况的网站，多向首相建议与媒体信息的表达。

日本媒体也将矛头指向加藤胜信厚生劳动大臣，日本《钻石》周刊指出:“一个国家的制度由法律、政令、规则等构成，但最后由政治家做出决断。 作为国家卫生的最高负责人，他在危机到来后，每天在电视镜头前总是面带笑容，所有的决定都很慢。 这是最不能忍受的。 ”。

据富士晚报报道，1月30日，日本政府设立了“新冠肺炎传染病对策总部”。 但是，到2月18日为止，包括周六和周日在内，对策总部只召开了11次会议，首相作为“总部长”每次只在会议的开头发表简短的演讲，在全体会议中也不到10分钟。 在“东京情报”等媒体上刊登的网民来信中，也看到“日本疫情防控缓慢”“担心新冠引发肺炎疫情导致经济恶化”“各党采取人命优先的措施”的呼声。 来自“舆论壁垒”的监督，有助于日本全社会的反省，促进相关制度的改善。

客观地说，每次经历大灾害，日本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官僚体制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坂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感到疼痛，改革了按部门传送的刻板印象。 日本全面编纂了《灾害对策基本法》，将让自卫队参加灾害救援作为“常态”。 东北大地震后，日本积极进行行政制度改革，扩大中央政府和地方都道府县政府对救援生活物资的支援、分配、物价干预权限，中央政府可以代替地方灾区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调整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加藤佑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现行官僚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 过去的战争时代，日本的行政体制不自觉地协助军部，越来越大自己的权力，结果导致了日本的战败，成为民众仇恨的对象之一。 战后，日本的行政体制很重视“分权”“权限”“各司其职”。 权力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细越好。 这也会导致积弊的形成。 那就是，各部门不太愿意成为部门以外的工作人员，各官员不愿意去地方法律和行政规定以外的案件，看起来很有责任感，实际上不承担精神。 现在，日本社会又意识到改革行政体制的重要性，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弊端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这样，日本的官僚体制每次大灾害都会遭遇“大考”，幸运的是每次“大考”都能带来一定的进步。